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最高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

（图源：新华社）

今年的讲话中有很多新内容，特别强调了中国要加强原创性基础研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近代以来，大部分科学原理都是由西方提出的。虽然像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华人科学家，乃至我国本土科学家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主体依然是西方，这中间确实存在差距。中央对此高度重视，领导人也特别强调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包括通过引进人才的方式来提升我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话语权。

正视原创性基础研究不足的现状，是我们取得进步的前提；通过引进人才来加快基础科学领域的创新，这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如何引进人才，使中国基础科研水平实现大幅度提高，是一个重要课题。丘成桐先生认为，单靠“砸一千万”引进人才是行不通的，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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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虽然是外行，但试着从常识范畴说几句，供网民批评指正。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作为大国，理应对人类的基础研究做出贡献。在过去500年里，我们的贡献相对较小；而在古代，中国对人类知识进步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到了近代，随着现代科学取代传统知识，中国虽然有所贡献，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毛主席曾提出，我们作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理应有较大的贡献，但他老人家觉得我们当时做得还不够。因此，现在要增加投入。

我们现在基础研究不够，主要是因为现代化和现代科学发源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是学生：一开始是小学生，后来是初中生、高中生，现在算是大学毕业，进入了研究生阶段；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是“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等到中国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都走到前沿、进入“无人区”时，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必然充满冒险，那时就需要大量大胆、崭新的创新思路，创新也就会自然产生。当你走到最前沿，没有其他先例可以仿效，作为先驱去解决人类从未见过的问题时，你拿出的解决方案本身就是基础性的突破。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基础研究较弱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行，也不意味着我们的体制不行。在基础研究上急不得，不能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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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吸引海外高水平人才的问题，同样不能太着急。按照美国媒体的一些说法，特别是外媒的多篇文章指出，自新冠疫情以来的五六年间，大概有几千名正教授级别的美国科学家回归祖国。这对中国科技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等主流科学刊物上的发文量超过美国乃至G7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些科学家在美国成长，熟悉那边的发表机制，英文流利而且对前沿课题非常了解，因此他们带回了大量发展成果。仅从主要科学刊物的发表而言，中国已经走到了前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科学人才的回归。他们回归的原因，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待遇提高有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华人的仇视。美国政府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专门针对中国知识分子，导致许多华人科学家甚至被逼自杀。这种迫害驱使他们回归祖国，再加上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待遇，两股力量结合，促成了这一现象。

创造条件吸引人才回流固然好，但人才引进工作必须严格把关：既要剔除滥竽充数者，也要选拔真正有真才实学、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才。

如果是真正的人才，笔者倒是觉得给一千万安家费是可以的。按照国内标准确实相当高了，但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也还行，不算太过分。在某些领域，比如中美博弈、美国“卡脖子”的关键节点，如果这个人身怀绝技，能解决难题，给点钱是应该的，再高一点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