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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8月17日 18:00:00 来自香港
1956年，“一种不明原因的神秘疾病”在日本熊本南端的水俣暴发，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正式确认水俣病。随着该病暴发70周年这一节点到来，各种摄影展、学术论坛、亲历者圆桌会、媒体报道集等纪念活动一场接着一场，日本正试图再次直面那段无法回避的苦涩教训。
作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之一，水俣病的源头可追溯至1932年。彼时，日本窒素公司在水俣的工厂开始以汞为催化剂生产乙醛，含有机汞的废水冲入大海，污染了水产品，进而损害了以此为食的渔民和动物。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灾难中，政府对有机汞排放的默许进一步扩大了灾难，患者饱受折磨和歧视，大量未得到认可的受害者则被持续忽视和边缘化。
作为日本经济奇迹背后的阴暗面，水俣病不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场极其漫长的法治拉锯战。自1956年首次确认病例，历经诉讼、判决、再诉讼，直至2004年最高法院判决，和2009年出台有关救济和处置办法，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进入2020年代，许多先天性的水俣病患者都已步入六七十岁，其健康状况持续恶化，长期承受这场公害带来的苦痛。
日本环境省在后来的反思中坦承，自1960年代进入经济高度增长期后，重化工业急速发展，由于当时生产活动极度缺乏环保意识，结果在日本各地引发了多种公害问题，而当时的法律制度也不能充分防止公害的发生和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不重视环境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先污染后治理”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面对水俣病这样的环境公害，相比事前防治，污染后赔偿治理所需的经济损失要多出103倍，想要彻底解决更是颇费时日。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提出，只有当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环境才能真正得到保护，这最终推动了日本乃至世界立法的进步。
2017年9月13日，61岁的先天性水俣病患者坂本忍和母亲坂本藤江坐车前往医院。
事实上，人类文明进程中，环境立法每一次巨大跃升背后，几乎都伴随着公害事件带来的剧痛。从水俣病的惨痛教训，到全球缔结针对汞污染的公约，及各国陆续完善其环境法律体系，背后一个显见的逻辑是，当“增长优先”带来的环境代价远超出社会承受底线，法律的系统性重塑将是必然结果。
水俣市市立水俣病资料馆讲述部之会名誉会长德绪方正实曾言：“水俣病是日本在优先发展经济时发生的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公害，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责任，也是战后重建过程中日本犯下的重大政策性错误。我觉得必须告诉全世界，绝不能在水俣再次发生水俣病那样的悲惨的公害。”回望水俣病70年历史，其意义不仅限于一段悲惨的历史和一个日本环境立法的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它警示着所有飞速发展中的国家，以史为鉴，以法为尺，认识到关爱环境的重要性，防止污染于未然，共同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水俣已经生病了”
水俣市位于九州岛熊本县最南端，往南是鹿儿岛县。地名因最主要河流水俣川而来，水俣川浩荡向西，与汤出川交汇，最终注入八代海（即俗称的不知火海）。水俣本地历史上名声最大者，是明治时代至战后昭和时代的思想家、报人德富苏峰。他在1930年送水俣市立第一小学一首诗，作为校歌歌词，里面提到“纯粹而清澈的水俣”，这在日后看来充满讽刺。
千百年来，水俣最大产业和税源是制盐，剩下的是小规模种地、捕鱼、海上运输，这样的经济结构在1905年受到冲击。为筹措日俄战争期间的高昂军费，中央政府颁布《盐专卖法》，实行盐的国营专卖，禁止民间私制。到1910年，水俣的制盐业不复存在。
要振兴地方经济，唯有建立工业。明治维新以来，北九州迅速崛起成为工业地带。煤矿和钢铁厂诞生，化工、水泥、陶瓷、造船业也蓬勃发展。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程的野口遵，1906年在鹿儿岛县伊佐郡设立曾木电力株式会社，负责为附近金矿发电，且有电力剩余。因此，他准备在水俣南部或鹿儿岛县米之津建造一座碳化物工厂，让剩余电力发挥效益。
水俣本地能人们劝野口来当地建厂，承诺提供入海口处的肥沃土地，即废弃的晒盐地作为工厂用地，并送一些电线杆用来架设两条额外的电线。据官方市志记载，野口“被他们的热情感动了”，双方一拍即合。
1907年，日本碳化物商社成立，并在水俣村建厂。工厂一开始有45名职工，主要生产碳化钙，其遇水生成的乙炔，可用于城市节日照明、煤矿照明、自行车灯等。
一年后，日本碳化物商社和曾木电力株式会社合并，组成日后大名鼎鼎的窒素株式会社。野口从这里起步成为日本“电化学工业之父”，水俣的窒素公司则壮大为日本第三大制造商。但这种繁荣，反而给水俣本地带来最大浩劫。
1971年，在熊本县水俣市正北方的津奈木町，一位母亲抱着患有水俣病症状的女儿。
日语中，“窒素”是化学元素氮。以该元素为起点，水俣工厂开始不断研发新产品，引进西方的新生产设备与工艺，从碳化钙到石灰氮，再到作为碱性土壤肥料的硫酸铵，窒素公司靠这关键几步奠定了基本盘。并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切断欧洲商品输入的机会，以丰厚利润为公司积累资金，使之拥有研发新技术的雄厚财力。
1924年，不断取得技术突破的水俣工厂开始通过碳化方法制造各种有机化学物质，并不断取得专利。其中一种有机化学物质就是乙醛。水俣工厂在1932年开始生产乙醛，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汞日后成为水俣病的致病源。
此后，不断扩张的窒素公司在朝鲜投入水电开发，并建厂生产硫酸铵。侵略战争中，窒素公司更是助纣为虐，化身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太原生产硝酸盐，在台湾生产炸药，在海南挖掘铁矿石，在东南亚生产碳化物、铝与苏打。它在本土还生产毒气与合成燃料，合成燃料厂排名世界第三。由于能生产制造炸药所需的所有原材料，窒素公司成为日本最大的民营军火制造商。1931年，昭和天皇视察水俣工厂，更意味着国家认可并彰显了窒素公司的地位。
既投身于罪恶的侵略战争，就得付出代价。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窒素公司失去所有海外资产，国内工厂饱受美军轰炸，其中水俣工厂被轰炸12次。野口在1944年1月去世，没能见到窒素公司的可耻下场。
不过，由于窒素公司在九州山里的水电站未受攻击，水俣工厂在战后两个月后即恢复生产。到1950年，其生产量赶上战前的最高值，并重组为新日本窒素株式会社（以下仍称窒素公司），抓住机遇再次崛起。
“阳光照耀矢城的山，映着不知火海，工厂的瓦顶延绵不绝，青烟笼罩着城镇上空。”水俣工厂的厂歌伴随着工业化浪潮，工厂与城镇互相成就。水俣的人口在1921年突破2万，1941年到3万，1948年到4万，1956年到达巅峰5万。水俣村在1912年升级成镇，1949年变成市。到1954财政年度，水俣工厂及其员工缴纳了水俣市税收的45.5%。把产业链上的供应商算在内，窒素公司创造了水俣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
当时的日本公司严格区分工厂人和公司人，即蓝领和白领。蓝领都是水俣当地人和对岸天草群岛人，基本没读完小学。白领则为正式职工，即工程师和经理，许多人来自东京，名校毕业。于是，来自东京的城市精英看不起本地乡民，村镇居民看不起郊外的农民，农民则看不起最底层的渔民。很不幸，水俣病的受害者基本是渔民，其他群体则要捍卫窒素公司利益，因为公司和城市是一体的。
“在水俣病出现前，水俣就已经生病了。”美国罗德岛大学历史系教授蒂莫西·乔治（Timothy S.George）指出这一切导致水俣病赔偿处理变得麻烦，他评价这段历史称，“水俣病不仅仅是高速增长下的一个社会阴暗面，是公民运动的绽放，还是一出贫穷的受害者反抗只在乎权力、利润、增长和稳定的企业和国家的道德剧。”
2023年9月27日，在大阪地方法院外，律师们在判决后展示“胜诉”横幅。法院当天责令中央政府、熊本县和窒素公司承认120多名原告为数十年前水俣汞中毒事件的患者，并向他们支付赔偿金。
从猫到人，“怪病”暴发
“在战后复兴、经济发展面前，人权和弱者的生命被轻视了。企业高居于人之上，人们也认为为了富裕、便捷（经济发展）做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在熊本大学医学院专攻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长期研究水俣病的原田正纯指出发病的大时代背景。
最先遭殃的是沿海渔获。1949年开始，水俣湾有大量死鱼浮上来，牡蛎渐渐死光，海藻干枯，从1954年开始，捕鱼量也以每年比前一年减产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速度衰减。
接下来，噩运缠上了渔村的猫、鸡、狗、猪，甚至村子周边的黄鼠狼，它们都发狂而死。猫的惨况最让人揪心，它们流着口水，走路摇晃，突然剧烈转动起来，陷入痉挛，最终一路狂奔冲入大海，或者跳入炉灶自焚，因而被称为“猫跳舞病”。渔民们惶恐不安，流言趁势四起。
1956年4月21日，第一个被发现的水俣病病人，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工厂附属医院的儿科。这是一位5岁11个月大的女童，主要症状是行走困难与说话困难、狂躁不安。两天后，她2岁11个月大的妹妹也出现类似症状，加上膝盖与手指疼痛，姐妹俩都住院接受治疗。她们不幸的母亲告诉医院，邻居家5岁4个月大的女孩，在4月28日也开始出现类似症状。
医院方面立即去渔村调查，果然发现更多患者，8人住院。5月1日，院长细川一向水俣保健所正式报告，“发现数名致病原因不明的中枢神经疾病患者”。保健所当天公开宣布：“一种不明原因的神秘疾病暴发。”这一天成为水俣病历史上的关键节点。
为查明原因，水俣市成立了怪病对策委员会，市医生协会、市立医院、工厂医院、保健所、市政府共五方加入。医生们去南部小渔村挨家挨户检查，发现更多触目惊心的现象。其实过去几年，当地已有一些出现类似症状的患者，但他们未去医院，直到死亡，仍被误诊为日本脑炎、酒精中毒、小脑失调、梅毒、脑出血等。细川回想起1954年、1955年诊断过原因不明的神经疾病患者，他意识到他们患的是同一个“怪病”。
1956年8月29日，细川在发给日本厚生省的第一份报告中描述，发病的水俣人首先是四肢末端有麻木感，接着握不住东西，扣不上纽扣，走路会摔倒，不能跑步，说话含糊不清。渐渐眼睛看不清东西，听力下降，食物吞咽困难，“这些症状时有波动，但都会逐渐发展到极其恶性的阶段（最短两周，最长三个月）。”
死亡一般发生在发病后两周至一个半月，并发症包括肺炎、类似脑膜炎的症状、狂躁症，以及营养不良、发育障碍等。而现有治疗效果有待评估。细川警告：“对此病康复的预期很不乐观，30名患者中有11名死亡，病死率高达36.7%。”即使有幸存下来的患者也几乎全都留下了后遗症——四肢运动障碍、语言障碍、视力障碍等，极少数病例还会出现听力困难等症状。多年后看，这份报告简洁明了地展现出水俣病的实质。
1972年10月，环境大臣三木武夫视察水俣病受害者安置设施。
与此同时，熊本大学医学部于8月24日组建研究小组，发现患者往往是同一类家庭成员，与性别、年龄无直接关系，一概聚集在沿岸渔村，主要吃自家打捞上来的鱼类与贝类，家猫也吃这些。还有，疾病暴发有明显的季节波动特征，与渔获量的变化相呼应。
11月4日，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研究报告发表会，首次指出这一怪病不是由细菌或病毒造成的传染病，而是重金属中毒，“其中最为可疑的中毒物质是锰，它是通过鱼贝进入人体的。”这并非个例，1939年神奈川县平冢井水锰中毒事件中，患者症状就与水俣怪病有一定的相似性。
源头逐渐明晰，窒素公司的工厂成为推断的污染源。据工厂自己的检测，废水中含有多种重金属和类金属，包括铅、汞、锰、砷、铊、铜等，但其一口咬定所有产品是在通产省的监督下生产的，除非得到通产省的书面许可，否则不提供废水样品。要明确真凶，只能逐一分析可疑物质，检查患者的临床症状并跟病理学发现做对照，再做动物实验。这一过程麻烦又耗时，且还面临经费挑战。
到1956年底，熊本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喜田村正次有突破性发现。他将外面带来的鱼放入水俣湾进行短期饲养，猫吃了这些鱼后出现一样的怪病。这一发现促使研究小组要求当地禁止在水俣湾捕鱼，但却未获厚生省批准，“因为不能确定病因和病原”。
病因一日不明，排污和发病就不会停止。1956年一整年里，确诊患者52例，其中17人死亡。尽管病因已指向某种重金属，社会上依然将水俣的怪病看作是传染病，加之公共卫生部门一直在隔绝患者，并采取严密消毒措施，无疑更让民众恐惧怪病有传染性。于是，整个社会对患者的孤立与歧视成型，有患者出门购物，被要求把钱放入篮子里由店员消毒，甚至干脆拒绝。
1957年开始，调查重点从患者身上转移到实验室，厚生省亦成立水俣食物中毒调查小组，却始终未见突破。转机出现在1958年3月，英国神经学家、多发性硬化症研究的先驱道格拉斯·麦克阿尔平（Douglas McAlpine）访问熊本大学，顺路到水俣检查患者。他指出，患者视野狭窄、听力障碍和运动失调等神经损伤症状很像亨特-拉塞尔（Hunter-Russell）综合征，这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甲基汞中毒，多由摄入受污染的海鲜引起。
有了麦克阿尔平的线索，熊本大学的研究者们在1959年将有机汞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确认病因是甲基汞与乙基汞这两种有机汞。细川拿猫做实验，给猫喝取自工厂各处的废水，在当年10月获得著名的“第400号猫”实验成果，它喝了乙醛工厂的废水后死于水俣病。但迫于压力，上级勒令他停止实验并对实验结果保密，他照做了，直到1970年临终前夕才开口作证。
彼时，日本通产省正迫切要降低对化学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窒素公司生产了国内大部分辛醇和超过三分之一的乙醛，它还是通产省将在1960年开始的第二发展阶段中计划引导发展石油化工业的主要对象。因此，通产省特别不希望水俣病事件在1959年末伤及日本化工业及窒素公司。
1959年11月12日，厚生省的调查小组公布结果称，水俣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是“某种有机汞化合物”，却并未触及污染源。调查小组在次日解散，水俣工厂始终没有停止生产。
沉默的十年
水俣病阴影下，当地渔获量和价格大幅下降，本地产的鱼无法销售，许多人生病失去劳动力，渔民送女儿进风俗业或被妻子抛弃成为常见的新闻。1959年8月，走投无路的渔民三次聚集在工厂门前，要求安装废水净化装置，并支付1亿日元的渔业赔偿金。骚乱在10月17日发生，被称为“不知火海捕鱼纠纷”、“第一次水俣渔业纠纷”，约1500名渔民愤怒冲入工厂大门，袭击了保安部办公室，打伤7个保安。
11月2日，国会代表团与4000名示威者在水俣市立医院门口会面。出生于天草、成长在水俣的作家石牟礼道子，在现场看到渔民们表现出愤怒，她记录道：“所有参加者脸上恳求的表情，他们粗糙的、黝黑的、放在膝盖上或者旗杆一端的手，衣服上的每条褶皱，都透露出他们的绝望和像被判死刑后表现出来的无畏。”
同日，约2000名渔民在工厂门口示威，最终一半人冲进去袭击了保安室以及那些主要的办公室、实验室、发电站。渔民还跟防暴警察发生打斗，64名警察受伤。两次群体暴力事件固然不值得提倡，但产生的效应不容忽视，它激起渔民以外的受害群体形成联合战线，引发的社会恐慌情绪则迫使熊本县政府和窒素公司加速处理渔民诉求。
11月6日，有3400名会员的窒素公司工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县政府不要关闭工厂，理由是：“不仅是对工人及其家庭的伤害，工厂所依赖的中小企业和广大市民也会受到伤害。”当然，工会也要求尽快调查病因，赈济患者和渔民，安装污水净化设施。
次日，有5800名会员的水俣地区劳工协会也发表类似声明。该协会由窒素公司工会主导，还包括小型制造企业工会、出租车公司工会、日本国家铁路株式会社工会、教师工会、城市雇员工会。当年的日铁工会与教师工会都持激进左派立场，必然是同情弱者，但这一次不然，他们支持窒素公司的解决方案，谴责渔民的暴力行为是“不道德的”。
接下来，整个城市团结起来支持工厂。也是在11月7日，市长中村止带上市议会发言人、市商会会长、水俣地区劳工协会会长在内的市代表团去熊本，向县知事寺本广作请愿不要停止工厂生产，称这是“对水俣所有居民来说生死攸关的事情”。反倒是寺本表露出对渔民的怜惜，加上地方媒体批评代表团孤立压制渔民，这让代表团部分人转而去东京游说。
熊本县组建了调停委员会，1959年12月30日，患者与公司在市长办公室签署了抚恤金协议。水俣病患者家属互助协会立即收到公司的抚恤金，给79名患者共2350万日元。其中，死者每人获赔30万日元，成人幸存者每年得10万日元，未成年幸存者每年得3万日元，丧葬费2万日元。因此，每个受害家庭得到的赔偿款是不一样的，有的最高获赔120.5万日元，也有最低获赔1.5万日元的。协议中更是包括“将来即使确定水俣病是由工厂排水引起，也不要求任何新的赔偿金”等内容。
1973年，先天性水俣病患者坂本忍的母亲坂本藤江手持麦克风，向窒素公司总裁岛田贤一要求就年度赔偿金问题作出答复。
窒素公司和各级政府把抚恤金协议看作一劳永逸解决了问题，有关水俣病的纷争被静置一旁，暧昧地从社会上消失了。在那个经济增长优先于环境保护与人类健康的时代，或许除了深受其害的水俣人，几乎没人关注厚生省调查小组于1959年11月解散。小组成员大多来自熊本大学，他们接下来的三年里仍在研究水俣病，有关经费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多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日本社会认为这是本国政府的奇耻大辱。
而就最为关键的溯源问题，日本学界众说纷纭，吵成一团。如东京工业大学应用化学系教授清浦雷作，在1960年4月发表论文提出“胺理论”，认定元凶是鱼类变质产生有毒胺。青浦的观点盛行一时，多年后有观点认为他使水俣病因的确认推迟了15年。
1959年10月7日，依据日本化学工业协会的报告，工厂认为致病原因可能是战后沉底于水俣湾的日军剩余弹药，请求熊本县调查。事实上，窒素公司出身、当了四任水俣市长的桥本彦七早在其任内的1956年底就提出了这个观点，最终核实此说子虚乌有。桥本对水俣病负有很大责任，早在1931年，他和同事们就发明了以汞为催化剂将乙炔转化为乙醛的合成方法，并注册专利。
但转机终究来了。工厂医院的小岛昭和医生，受细川指派到熊本大学参与研究，他拿到1959年、1960年用来盛放工厂废水样品的试管。熊本大学入鹿山且郎教授从中检测出有机汞，证明有机汞正是水俣工厂生产乙醛的过程中产生的。入鹿山的论文最初发表于1962年6月，但因为拿了美国资金，论文只有英文版。1963年2月20日的一次会议上，他用日语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才被媒体报道并引起轰动。至此，水俣病元凶得以正式锁定为工厂排放的含汞废水，此前只是“可能性大”。
然而，这场公害的波及范围已超出熊本县和鹿儿岛县，1964年和1965年，新潟县阿贺野川下游也出现了跟水俣一模一样的劫难。熊本大学水俣病研究小组和已经退休的细川，都过去帮忙，很快确诊且确认污染源——昭和电工位于鹿濑町的化工厂，在硫酸汞催化乙醛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含有甲基汞。史称“新潟水俣病”、“第二次水俣病”。
不同于水俣，新潟的受害者居住在距离工厂相当远的地方，且与公司无特殊联系，所以当地社区一致对外。1967年6月，患者及其家属起诉昭和电工，要求赔偿。次年1月12日，水俣病对策市民会议成立，两地患者抱团取暖。
同年5月，水俣工厂停止生产乙醛，盛极一时的工厂正逐渐走向消亡。而窒素公司转型生产石化产品晚于竞争对手，从此失去化工行业的龙头地位。
但损害已不可挽回。从1959年底签订抚恤金协议，到1969年6月14日112名患者及其家属状告窒素公司，这段时间被称为“沉默的十年”、“孤立的十年”。其间，水俣工厂利用汞催化技术生产的乙醛，产量位居日本首位，但新修建的污水处理设备却不见收效。据推算，在此期间排放的汞量多达80-150吨，新的受害者不断出现，甚至包括新出生的孩子，最终发现是通过胎盘中毒。
2017年9月11日，水俣市的国际汞实验室，一条保存了数十年的脐带被展出。它由一位希望检测其是否可能含有汞污染的人士寄来。
公害赔偿漫长路
如同水俣病这一慢性发展的疾病一样，有关该病的诉讼过程亦极其艰难而漫长。
新潟水俣病患者小组及其支援团于1967年春天来到厚生省要求赔偿时，厚生省负责公害的桥本道夫跟他们谈判了3个多小时，最终表示难以做到。他无奈地说：“除了《水质保护法》规定的以和解的方式介入以外，我们也无计可施。损害赔偿是民事问题，行政是不应该介入的。”他建议对方上诉，厚生省可以出庭作证，但无法站在被害者或企业的任何一方。
愤怒的群众当众骂他是“整个一个官僚主义的混蛋”，但彼时，桥本和同僚们正在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这部基本法几个月后就将立法通过。基本法及建立在它之上的一系列法案，将终结日本战后横行的工业污染重疾。
厚生省在1964年4月设置了公害科，从大阪保健所行政工作起步、在厚生省公共卫生与环境卫生领域工作多年的桥本，成为公害科科长。通产省更早一步，1963年4月设立产业公害科。时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公害频发，各地居民运动渐渐扩展到全国，地方公共团体逐步将公害行政从卫生、工商和计划部门中独立出来。大家都预感到，公害行政会从卫生行政中独立出来。
到了1964年末，刚上任的首相佐藤荣作向国民承诺，要结束“高速经济增长下的扭曲现象”，各政党都要将治理公害作为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国会两院决定设立“产业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厚生省公害科成立之初的一大工作重点，便是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此后还成立了公害审议会。
作为对水俣病、新潟水俣病、四日哮喘病和富山“痛痛病”这四大公害病的致命一击，《公害对策基本法》于1967年7月21日通过，它对公害的基本事项予以综合规定，具有里程碑意义，并构成了日本公害法体系的基础。其第一条就写明：“鉴于防止公害对于保障人民健康文明生活至关重要，本法旨在全面推进污染控制措施，从而保护人民健康，维护生活环境，明确企业、国家政府和地方公共机构在污染防治方面的责任，并确立污染防治政策的基础事项。”
继该法把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即有害的振动污染）、地面沉降（采矿除外）、恶臭确立为公害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法。如1968年废止《煤烟规制法》，同时制定《大气污染防止法》。又如1968年还有《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出台，建立了公害病认定、强制赔偿、医疗保障制度。又如1970年11月与12月的国会特别会议“公害国会”上，14项污染控制法案通过。此后，日本再未发生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
2017年9月11日，熊本县熊本市，要求获得水俣病患者资格认证的原告支持者，携带法律文件等待庭审。
1993年，日本新颁布的《环境基本法》正式取代《公害对策基本法》，其以“建立低环境负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享受和继承环境的恩惠”“积极推进国际协调框架下的地球环境保护”为三大基本理念，规定政府的主要职责包括建立环境标准、制定计划和纠纷处理。
2004年10月15日，水俣病关西诉讼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以“甲基汞中毒症”向51人作出损害赔偿。同时判明，因未能防止水俣病的发生和扩大，国家和熊本县与窒素公司负连带责任，赔偿损害额的四分之一。最高法院判决当日，日本环境大臣就“未能防止损害扩大”表示反省致歉。
若干年后，日本环境省在一份有关反思水俣病的文件中指出，日本一度处于经济增长优先于环保与人类健康的时代，其结果引发了水俣病公害等悲惨的经验教训，尽管当下公害对策及环保政策已有飞跃性发展，但在这条路途上，付出的牺牲不可计数：从水俣病正式确认起已有数十年，仍有受害者在忍受水俣病的痛苦，也有人对健康感到不安。另外，水俣病带来的歧视和分裂，至今都未得到圆满解决。
事前防治重于事后救济
水俣病的教训同样影响着世界。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主办长达两周的环境问题会议。水俣病患者浜元二德、胎儿性水俣病患者坂本忍及其母亲坂本藤江，这三位特殊客人出现在日本代表团里，向世界述说日本的悲伤故事。
浜元出生于1936年，父亲1943年带着全家从天草搬到水俣。1951年，他初中毕业，家里买了一条带引擎的渔船，当时水俣带引擎的渔船不到五分之一。浜元一直强调，尽管许多关于水俣病的书都说渔民家庭如何清贫，但他家并不那么穷。不幸的是，他在1955年7月发现自己病了。从家里出发，沿着铁轨走向自家渔船时，他被自己的鞋带绊倒了，站起来后又绊倒一次，接着是身体麻木加双手颤抖。医生误诊他是高温天劳累过度，他病情没好转就去了熊本大学医院，住院期间情况有好转，但也查不出是何病症。他决定告别打鱼，进水俣工厂当了工人。到了1956年8月17日，他的父亲也生了怪病，很快在10月5日去世。
在纪录片与幻灯片展示后，浜元站起来发言：“大家好，我是水俣病患者。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让世界上所有人看到我身体受损、行动不便的样子，让大家知道公害的可怕性。让我们大家一起开展消灭公害的运动吧！”他拖着行动不便的腿，蹒跚绕会场一圈。原田回忆：“会场上响起了同情的呼声，然后又陷于令人窒息的平静。”
坂本藤江讲述了一个更悲戚的故事，大女儿5岁时死于水俣病，小女儿出生时被视作已故大女儿的还魂，但她6个月大的时候脖子还立不住。“我要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么痛苦的事情让我们承受就足够了。我们希望，世界上不应再有任何像我们正在承受的公害苦难。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呼吁和请求。”她的话让全场肃静。
带着后遗症的浜元，逐渐成为了民权活动家，一边向世界倾诉水俣的遭遇，一边呼吁保护环境刻不容缓。“人类绝不能忘记，我们依靠自然生存。如果我们破坏环境，后果必将反噬自身。”浜元的这些话经常见诸媒体，“我们不知道，作为普通人，我们能为防止水俣病这样的悲剧在亚洲再次发生做出多少努力，但我们希望朝着阻止地球进一步遭到破坏的方向前进！”
有机汞中毒不单单属于日本，它最早出现在英国，20世纪初出现在北欧各国与加拿大、美国。待发达国家意识到有机汞中毒事件的严重性，逐渐停止了同类产品的生产、销售、使用，中毒事件开始在发展中国家集中暴发。
2017年9月13日，一名国立水俣病综合研究中心的工程师在水俣湾采集海水样本，以检测生态公园内的汞含量。该生态公园曾被含汞废水污染，后被改造成大型垃圾填埋场。
从1961年伊拉克暴发有机汞中毒事件，到1963年的巴基斯坦，1966年危地马拉，1971年伊拉克再次暴发，这些悲剧都源于人们食用了被有机汞处理过的种子。有机汞曾作为高效杀菌剂广泛用于种子处理，处理过的种子只能播种不能食用，但偏偏出错被食用了。再往后，有机汞污染出现在中国、委内瑞拉、巴西、尼加拉瓜、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
1980年9月，中国东北第二松花江爆出甲基汞污染。1981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原田访华，他顺势去了污染现场。他发现，以水俣病为契机，中国早在1973年就启动了全国性的汞污染实态调查。
针对汞及其各种化合物的危害，2001年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发起一项全球评估，内容包括评估汞的化学特性及其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汞的来源及其远距离迁移特性，以及相关的预防和控制技术等。最终确认，汞是一种可对神经和其他健康方面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物质，且考虑其具有在全球环境中漂移的特性，因而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以应对汞污染问题。
2017年8月16日，签订于日本熊本的《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水俣公约》）正式生效，该公约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中国作为首批签约国之一，自该日起履行公约义务，包括限制汞矿开采、淘汰含汞产品等。根据《水俣公约》，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国已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
“我们对生活环境的基本要求是提供清洁的空气、水和充足的阳光，但这些都遭到公害现象的破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细川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水俣病为首的公害问题的本质，他呼吁仅仅关注环境公害对居民的伤害、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及其导致的疾病远远不够，它对生物和环境造成的危害必须得到重点关注。他继而反思称，作为医生，最大的责任是用科学方法仔细探明环境公害与人类的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些部分至今都未剖明，但决不能以此为借口漠然置之，或疏于采取对策，或只满足于调查现象和症状。“因为，就公害而言，防治远比救济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