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香港政府要從被動等候者轉變為主動的產業組織者，學習合肥模式背後的戰略眼光和耐心、專業的產業發展思路、官員的責任擔當和主動招商精神。
中國存儲晶片龍頭企業長鑫科技上市後，首日總市值突破3.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一躍成為A股市值「一哥」。
在長鑫背後，長期投資並持股這家企業的安徽合肥國資，也受到市場極大關注。招股書顯示，股權穿透後，合肥國資體系在長鑫上市前合計持股約37%，按首日收盤價每股49元計算，其所持股份對應市值超過1.2萬億元，已經大約相當於目前香港財政儲備結餘的兩倍。
投資長鑫推動產業鏈形成
僅憑長鑫科技一個項目，合肥國資便取得過萬億元的賬面回報，「合肥模式」一時間成為坊間熱議話題。那麼，合肥模式究竟是什麼，它又是如何成功？
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合肥投資長鑫，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財務投資。合肥國資當初並非單純為了買入一家企業股權，等待上市後獲利退出；它真正目標是通過資本投入招商引資，培育本地戰略性新興產業。
換言之，股權升值所帶來的資本回報只是「副產品」，產業落地、產業鏈形成、稅收增加、就業擴大和城市能級提升，才是合肥真正要追求的結果。
長鑫其實正是這一「合肥模式」的典型個案。
早在長鑫科技誕生前，合肥便已着手布局集成電路產業。
2016年，代號「506」的國產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突圍計劃啟動，合肥國資大比例出資，與產業方合作推動12英寸晶圓DRAM研發項目。此後，長鑫逐步完成從工程樣片、量產到產品迭代的過程，實現中國主流DRAM晶片「從0到1」的突破。
如今，長鑫不僅自身上市成功，也帶動合肥形成涵蓋晶片設計、晶圓製造、設備材料、封裝測試和終端應用的集成電路產業鏈。
可是，長鑫並不是合肥第一次以此種模式來招商引資。更早之前，合肥已在京東方項目上展現出這種思路。
2008年前後，合肥財力仍相當有限，面對的選擇其實非常現實：一條路是把資金投向地鐵和城市基建，以此帶動土地開發和房地產；另一條路則是押注當時仍充滿不確定性的液晶面板產業。時任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最終選擇了後者，暫緩地鐵建設，把寶貴財政資源優先投向京東方第六代液晶面板生產線。
這個決定在當時並不容易。京東方此前多年虧損，液晶面板又屬於重資產、高投入、高風險產業；對財力有限的內陸省會城市而言，這幾乎是一場關乎城市未來的重大押注。然而，合肥看到的是本地家電產業對面板的巨大需求，以及顯示面板產業鏈可能帶來的長遠價值。
多年後，京東方成為全球顯示面板龍頭之一，合肥由此成為中國新型顯示面板產業重鎮。這說明合肥模式從一開始就不是簡單地「投錢」，而是在城市發展路徑上作出選擇：究竟是繼續依靠土地和基建拉動，還是把有限資源投向能改變產業結構的策略項目。
助蔚來解財困換總部落戶
車企蔚來（09866）是合肥模式的另一次成功經驗。2020年前後，蔚來正處於資金困境，市場信心不足，其他地方投資者多有猶豫。合肥卻選擇出手，以投資換取蔚來總部落戶，並帶動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在合肥聚集。
這一決策同樣不是簡單「炒股」，而是希望通過龍頭企業牽引，把整車、電池、零部件、智能駕駛和相關服務業一併帶動起來。
蔚來這個項目中，主政者的擔當也發揮重要作用。據蔚來創辦人李斌後來在公開訪談中提到，當時支持蔚來落戶合肥的市委書記宋國權已屆59歲，距離退休只有一步之遙。
在內地地方政府投資決策愈來愈強調追責的背景下，這類項目無法在他任期內取得成功，其實是有風險的；就算將來成功，成果肯定要等到他退休後才顯現；但如果失敗，決策責任卻仍可能追溯到他本人。即使如此，宋國權仍然願意在蔚來最困難的時候拍板支持，體現出合肥決策者在產業發展思路上的長期堅持。
從京東方到長鑫、蔚來，合肥模式的核心，並非政府敢花錢這麼簡單。更關鍵的是，它懂得選賽道、找龍頭、補鏈條，並且願意用較長時間陪企業穿越產業周期。雖然合肥不是每一個投資個案都成功，但通過這種模式，有效改變合肥產業結構，令其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賽道獲得先機。
合肥早期提出「芯屏汽合」的產業方向：「芯」是芯片(晶片)，「屏」是新型顯示，「汽」是汽車特別是新能源汽車，「合」則包括人工智能和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創科資源。
近年又有「集終生智」（「集」為集成電路；「終」指智能家居、汽車等消費終端產品；「生」即生物醫藥；「智」是以科大訊飛為代表的智能語音及人工智慧產業）等新提法，反映其產業選擇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技術浪潮和產業趨勢不斷調整。
合肥模式也離不開政府的組織能力。合肥不是等企業自動上門，而是主動研究產業鏈圖譜，明白本地缺什麼、企業要什麼、產業鏈上下游在哪，再通過土地、資金、基建、人才、配套企業和政策服務，讓項目真正落地。
招商不是開幾場推介會，也不是單純給補貼，而是要進入產業細節，清楚一條生產線需要多少電、哪些材料可以本地配套、產品可以賣給哪些客戶、周邊能否形成生態。
項目跨代推進敢於冒風險
合肥模式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幾任主政者能夠一棒接一棒。京東方項目由孫金龍主政時決策推動，後續由吳存榮等繼續落實；長鑫項目在吳存榮任內啟動，後續又由不同班子持續支持；蔚來落戶則跨越宋國權、虞愛華等不同主政階段。
對地方政府而言，產業投資最大的難點，在於投入往往發生在當時在任的官員，收益卻多屬於繼任官員；失敗風險很快暴露，成功卻要等待多年。合肥能夠形成「耐心資本」，本質上是因為其產業戰略有連續性，也因為主政者願意為長周期項目承擔責任。
從更大的背景看，合肥模式也代表中國地方政府發展模式的一種轉變。過去相當長時間，許多地方依賴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開發來拉動城市發展；但隨着房地產驅動模式難以為繼，地方政府必須尋找新的財政和發展邏輯。
合肥提供一種示範：以股權投資撬動產業落地、以產業集群培育稅基、以企業成長反哺城市。股權收益不一定每次都有，但只要產業真正做起來，就能帶來長期稅收、就業和城市競爭力。
因此，近年內地不少城市都在學習合肥，設立政府投資基金、產業基金、引導基金，希望以資本招商替代過去單靠土地和補貼招商。
香港近年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也帶有類似思路，即希望通過政府資本參與，帶動重點產業和創科企業在香港發展。這說明合肥模式的影響，已不只局限於合肥本身。
難簡單複製發揮獨特優勢
不過，香港很難簡單複製合肥模式。兩地先天條件有很大差異。合肥有較充足的土地空間，能夠承接大規模製造業項目，可以通過工廠、園區、基礎設施和上下游配套形成完整產業集群；香港則受限於土地和成本，難以承接大面積、長周期的製造環節。
合肥可以用地方國資長期陪跑一家企業10年甚至20年，香港的公帑開支受法例嚴格監管，社會監督環境也要求更高透明度和更嚴格問責，難以承受過度集中押注的風險。
雖然香港不具備照搬合肥大規模製造招商的條件，但依然可以從合肥的產業思維和招商方法中有所借鑑，抓住產業鏈中最適合香港的高增值環節。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普通法制度、自由港、高度國際化、頂尖科研高校、專業服務等等合肥不具備的優勢，如何發揮這些優勢將產業真正做起來，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是香港應該思考。
第一，香港要更精準選擇產業賽道。
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生物科技、數據科學、金融科技、量子技術、綠色科技和先進材料等，都是未來重要方向。惟每一賽道內部都有很長的產業鏈，香港不能僅提出寬泛的產業方向。政府和相關機構需要建立清晰的產業鏈圖譜，分清哪些環節適合香港，哪些環節應與深圳、廣州、東莞或其他大灣區城市協作。
第二，香港爭取找關鍵企業和關鍵部門。
過去不少內地和海外科技企業在香港都有存在，但很多只是銷售辦公室、市場部門、財務平台或出海窗口。這對香港有價值，但還不夠。
香港下一步真正要爭取的，是令這些企業將研發中心、國際人才團隊、知識產權管理、算法安全、臨床轉化、標準測試、海外合規和高端商業化部門放在香港。這些才是產業鏈中高增值、可沉澱、能帶動人才和創新生態的關鍵環節。
第三，香港招商不能再只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
政府需要主動出擊，對目標企業逐一研究、逐一談判，做到「一企一策」，盡可能幫助企業解決在香港發展的訴求。這既是為了企業落戶香港後能比較順利地營運發展，也是為香港政府打造負責任的發展產業形象。
第四，香港要提升政府對產業的理解能力。
合肥成功，不只是因為有錢，而是因為招商團隊懂產業、懂企業、懂供應鏈。香港若要做好新型招商，同樣需要一批真正熟悉科技產業、資本市場、國際規則和內地產業鏈的官員及專業團隊；必要時，也應引入外部產業顧問和企業家參與決策，但同時建立清晰透明的程序，避免投資決策變成尋租空間。
合肥給香港最大的啟示，是政府要從被動等候者轉變為主動的產業組織者。雖然合肥模式不能簡單搬到香港，但其背後的戰略眼光和耐心、專業的產業發展思路、官員的責任擔當和主動招商精神，值得香港學習。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