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方朔风

事实证明，这个时代的宣传总是很容易翻车，比如最近有不少关于男性接种HPV疫苗的软文和广告就遭到大量质疑，被认用道德绑架和PUA的方式在搞营销。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的讨论关键点都在性别议题上，这倒是不算错，不过更本质的问题不在这。HPV疫苗火热那两年笔者就猜到会发生今天的情景，也在过往的文中多次吐槽过这类产品，笔者一向更喜欢从经济可行性上来分析这类医学技术和产品。从疫情开始我们的相关文章中就反复说到，长期以来，疫苗在医药市场里边可以说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一个区域，收益低，实验成本高，周期长，哪怕是美国那边医药那么贵，在疫苗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不考虑大流行这个变数，那么全球范围之内，疫苗都是医药里缺乏增长点的部分。

HPV疫苗在国内算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增长点，价格不便宜，还需要多次接种，所以被疫苗企业当成了现金奶牛类产品。于是国内多家疫苗企业努力搞HPV疫苗，但是等搞成了之后发现，HPV疫苗适龄的女性接种率已经不低了，剩下的就算官方支持免费接种，空间也不是很大。在滞销的情况下，自然有人会把脑筋动到宣传让男士接种上。

但是医药产品的过度宣传都很容易带来反噬，疫苗也不意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HPV疫苗和女性权益这两个概念有着相当程度的绑定，这也算是国际药企的一贯伎俩。甚至可以说，企业的这类行为对今天性别问题现象的形成也有着相当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这些疫苗企业从女性消费者身上赚不到钱了，才想起来从男性身上赚，还要用PUA的方式营销，那么在性别问题愈发复杂的今天，自然就要被狠狠反噬了。

客观而言，虽然笔者并不喜欢医药和意识形态的绑定，但是因为女性生理的特点，适龄女性接种HPV疫苗，确实可以极大程度降低宫颈癌发病率，从公共卫生学核算来说，有极大的整体社会收益。但是男性接种HPV疫苗，能带来的收益就非常有限了，毕竟男女在生理结构上是有一定差异的。

计算疫苗带来的收益，价格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而HPV是一种较为昂贵的疫苗，在公共卫生的计算中，昂贵疫苗带来的公共卫生效益是偏低的。同时，面对一种昂贵的疫苗，公共卫生机构考虑把它纳入基础免疫的可能性就更低。在公共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先考虑收益更高的选项，公共卫生核算很多时候是非常直接的经济学。

而在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研究证明，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男性接种HPV疫苗并不是一个高收益选项。但是如果让这些疫苗企业把HPV疫苗大降价，他们自然也不愿意，一来是不符合盈利预期，二来HPV疫苗比起灭活疫苗，因为采取了较为复杂的工艺，成本终究高了不少。

当然，也并不是说男士接种HPV疫苗就完全没有意义。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男同性恋者和私生活极为丰富的男士来说，接种HPV疫苗是会有比较大的收益的，高危型HPV确实也会导致男性肿瘤，只不过这些肿瘤较为集中在特定人群罢了。只是问题在于，我们似乎也没有办法筛选出来这些人，然后强迫这些人接种HPV疫苗，所以这个研究的意义似乎也比较有限，这种问题也只能看他们的自觉了。

对疫苗学有基本了解的话，会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计划免疫的疫苗都只是该国疫苗种类的很少一部分，占比更多的疫苗，要么是自选的，要么就只适合特殊人群。比如说某些会接触地方病的人群，这种区分是根据疫苗带来的社会收益多少所决定的。

按照目前的研究，HPV疫苗在男士中的使用，从整体来看收益并不明显。虽然确实有少数国家把HPV疫苗的男士接种纳入了计划免疫中，但一来这只是少数国家，二来在我国的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计划免疫项目的调整还是优先选择收益较大的疫苗比较好。所以按照当下的国情，男士HPV疫苗目前还是按照自愿接种的原则进行比较现实，或许在未来可以成为计划免疫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还是算了。

所以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笔者的看法是根据现在的研究，要是有心情有经济条件接种HPV疫苗的话，打一打也无妨，这类东西很多时候就是花钱图个安心。要是懒得接种，也真不是什么大事，这个问题上搞道德绑架，受益的只有相关企业。女性HPV疫苗覆盖率足够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可以杜绝高危型HPV感染带来的肿瘤的，真的没必要强迫给男士接种。在一个没必要的事情上搞过度宣传，搞道德绑架，挑动群体对立，相关利益方就活该被反噬。

HPV疫苗相关的争议可以交给我们两个道理。首先疫苗作为特殊的医药行业，显然是需要国家力量出面调控的。当下的医药研发模式注定疫苗不会太赚钱，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又都需要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没有协调的话，疫苗企业就很容易陷入投机之中，这对于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会造成严重伤害，尤其是在老龄化的当下就更复杂了。

所以，根据情况适时调整计划免疫方案也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多多少少要提供一些全新的增长点给企业，甚至可以别出心裁一些，来一些针对成人和老人的计划免疫。但是这个调整的方向需要根据整体的公共卫生利益，而不是企业的利益来进行。

或许官方还可以提出一些储备性计划，针对可能发生的大流行，让企业进行一些提前的研发生产。毕竟虽然未知的疾病不少，但是大类就那么几个，技术上进行提前研发储备，有助于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也有助于公共卫生安全。

第二个道理更加深入，我们会发现医药领域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和意识形态相关联的。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只不过因为当下全球体系的整体崩坏而变得愈发直接和尖锐。

就像在HPV疫苗宣传事件中所体现的，虽然说打从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利益至上市场自由降本增效的理念就备受推崇，但大流行时代全球经济的愈发脆弱毫无疑问让这些理念的恶果加剧显现，疫苗企业这种非常重要但利润空间有限以至于不得不在很多领域进行投机的现象就是典型。

然后医药企业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比如说女性权利，弱势群体权利之类的大旗迫使社会或是个人购买他们的产品的现象由来已久，但在性别对立和反政治正确情绪高涨，全球民粹极化情绪高涨的今天，矛盾就格外突出了。

就算是今天，也还会有不少人为这两点进行辩护，比如说觉得自由市场加速了医药进步，使得社会整体得到了正面的收益，比如说认为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在保护所有人，改善弱势群体权益就是改善所有人的收益。这些辩护不能说全错，但是基本停留在空谈上，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现实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因为很容易出现急性过敏，所以部分州出台了法案，让学校购买了肾上腺素笔，理论上确实可以拯救不少孩子的生命，听起来是不是好事？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方面法案通过的时候，美国主要的肾上腺素笔生产商迈兰，当时的女总裁拿着美国医药界最高之一的年薪，并且她的父亲是一名参议员，名字叫做乔曼钦，事情的味道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自然可以提出问题，医药技术的进步真的帮助了绝大多数人吗？保护弱势群体的医药技术，是否真的那么准确的帮助了需要被保护的人？

虽然在科学领域，经常会有一种叙事把科学说成是无关意识形态的某种中立产物，但是纵观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这种说法实在是不靠谱，科学发展终究是无法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许总结规律的公式本身，确实是中立的，但是如何使用这些公式，从来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至于这些“中立性”的言论为什么在当代社会这么流行，那是因为后冷战的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我们会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说法，认为讨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趣，富有攻击性的行为。

但是实际上，去意识形态化并没有消灭意识形态，有人的社会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有意识形态的存在。所谓的去意识形态，不过是用某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覆盖了一切公共空间的结果。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所谓的科学，所谓的公共利益，都只不过是一层伪装的画皮罢了。

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基于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它并不高深，但是因为苏联的解体，它被视为了唯一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现在随着历史进程的改变，去意识形态化的画皮也在逐渐被揭开，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感觉到的矛盾，也是由此所致。

去意识形态化的核心在于资本最大化的增殖，为了这样的增殖，它可以伪装成为各种各样的面貌，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反动的，他们可以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盟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在取消一大堆清洁能源政策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石油公司是反对的。因为这些公司已经深度参与了碳配额碳积分等等项目，并且赚的盆满钵满，特朗普这么弄破坏了他们的财路，但是至于真的降低了多少碳排放，那就一点也不重要了。这没什么奇怪的，既然资本可以出售切格瓦拉的文化衫，那么在清洁能源问题反复摇摆也平平无奇。

回忆一下各种当下引发社会争议的运动，包括性少数运动，性别运动等等，我们不难意识到，这些运动带有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性质，宣传这些社会运动的根本，在于卖东西，从衣服，化妆品，疫苗，再到脱口秀，电视剧和电影。虽然操办这些活动的人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从实践上，确实把资本的增殖最大化发挥了出来。

就像这次HPV疫苗的事情，搞广告的人真的想了那么多吗？恐怕不是的，这种广告和软文都是层层外包的，很多人说不定直接交给了大语言模型来写作。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内容却非常巧妙地说明了当下去意识形态化的本质是为了资本增殖。

如何超越现有范式？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近年来，我们看到不少反对性少数群体社会运动的言论，认为这些运动追求的不是平权，而是特权。这种质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关键在于：我们要如何在反对特权的同时，避免成为自己所反对的那种人？

笔者知道，面对这样的说法，很多人会不高兴。认为对方先干了，自己不过是还击，凭什么要接受批评？这种情绪完全能理解，但是笔者这里讨论的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更像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如果你的反对只不过是另一种消费主义内容的话，那你真的有可能获得胜利吗？

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资本完全可以换一个口径假装站在你这一边，完全没有任何道德负担，甚至不需要换一个企业。特朗普二次上台后，很多环保组织受到了巨大影响，这个问题可不光是美国政府不赞助的问题，更大的原因在于特朗普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使得资本热点产生了转向，那些环保组织不再有投资的价值了。如果某天资本热点再次转向，情况大概还会再一次逆转。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超越当下新自由主义范式的东西，否则只是简单的反对什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根本赢不了。

就像疫苗这个领域，美国反对疫苗的人不少，他们也确实迎来了一个反对疫苗的卫生主管小肯尼迪，不少美国人真诚地相信，疫苗会带来各种问题。于是小肯尼迪上来之后，卖类固醇和各种未经验证的补剂。这些东西的安全性就更好吗？

甚至考虑到美国药企巨头的规模，类固醇和疫苗完全可以是同一个公司生产的，同一个药房出售的，即使完全不考虑科学，美国的反疫苗主义者也根本没有胜利。

在医学问题上，科学规律和社会公共利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被这套新自由主义模式所绑架，那么无论是科学还是公共利益，这些高尚的理由的公信力，都会被快速消耗，这件事情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或许在中国，科学这个理由的说服力还算不错，但是这种优势不是总能维持的。

想要超越这样的模式，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全新社会，只是人类真的能在旧秩序完全分崩离析之前找到全新的选项吗？我们可能需要一点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