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一大根源，是男女就业结构的长期分化？,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

1734-1898年经济发达地区

——黄-济地区核心城市人口职业结构估测

✪ 杨成 | 中国人民大学

本文节选自《中国18-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与大分流》一书

▍清朝的心脏——北京

北京是大运河北端的最终站点城市,也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清朝的首都,或许它在中国晚清诸多城市中并不具有代表性,但就国家经济而言却是一个关键城市。然而,在有关 “大分流”争论的既有文献以及量化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北京城市经济的研究非常少。虽然艾伦等人的实际工资比较研究对该城市有所涉及,但他们对北京工资的观察是从经过高度筛选后的职业群体中得出的,这些群体是否足以代表当地劳动力,从未得到实证验证,并且此项研究的证据在时间上也是片段性的。相较而言, 《刑科题本》数据集涵盖了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包括不同职业群体,基于这些数据,可以构建覆盖18—19世纪大部分时间段的北京职业结构的长期轨迹。

晚清时期,中国的城市和城镇一般由府级政府管理,因此在处理凶杀案件时,相关人员为简洁起见,有时会省略府级以下的地理信息,这导致研究中很难区分发生在特定城市的案件和其他发生在同一个府中的案件是不是同一个案件。然而,北京却是一个例外。或许是出于政治稳定的目的,需要对首都的行政管理建立制衡机制,所以北京周边地区 (由24个县组成)的大型府和北京市被设立为两个独立的行政单位:顺天府和京师。因此,我能够获取到京师所有可用的《刑科题本》案例,并创建一个完整的京师《刑科题本》样本库 (共965个案例)。利用这个数据集,我得以通过估计男性和女性长期职业结构来研究北京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其结果如图7-1和图7-2所示。

北京的男性就业人口中(见表7-1),第三产业占比非常高,约为68%;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低,约为15%;第一产业占比也相对较低,约为17% (见图7-1)。在第三产业中,军队人员的比例异常高 (1734—1799年为21.2%;1800—1850年为27.9%;1851—1898年为24.7%,其中9.2%为军官)。与全国平均水平 (1761—1770年为1.5%)相比,这一特征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作为清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对卫戍的需求极大。建造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国家重要资源 (盐粮和税收收入)输送到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以供军队使用。

除庞大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稍有变动外,北京的男性人口职业结构在18—19世纪基本保持不变。这与女性长期职业结构的估计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与男性职业结构的估计结果相比,18世纪中叶女性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更高,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更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也更低。此外,与男性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相反,女性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1760—1898年持续快速下降;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1760—1800年下降,随后停滞,直到19世纪最后二十年才开始上升;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1760—1898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持续快速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与1860年之前相比,1860年之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下降得更快,而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停滞后,又开始上升。

尽管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或有关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可靠的信息,但北京的男性和女性职业结构足以表明,北京的城市经济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大于第二产业。这正符合我们对于北京作为军事中心并广泛承担税收再分配职能的预期。此外,从男性就业数据来看,北京的城市经济在18—19世纪似乎停滞不前,但女性就业数据持续变化。男性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该时期已经很高并保持不变。相比之下,非农业劳动力在所有女性劳动力中占比低于男性,但在18—19世纪逐渐上升,特别是在1860年之后上升迅速。尽管由于女性样本总数较少 (N=107),因而女性职业结构的估计值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现有趋势是连续且非波动的,估计值变化的方向很可能接近真实情况。总体而言,北京男性和女性长期职业结构的不同趋势反映了城市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性别特点:女性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然而,对这一时期女性就业状况的研究仍有待发掘更多实证证据,以便为女性就业现象的成因分析提供更为扎实的实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女性职业结构在1860年后的发展轨迹与长江下游地区 (见图6-8)截然不同。这表明:在19世纪下半叶,两个地区的女性在就业机会和整体经济生活方面面临迥异的命运。19世纪40年代之前,两地区都出现了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的大幅上升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的下降,但19世纪60年代后,北京女性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比继续下降,并且下降速度很快;而同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女性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迅速上升。尽管上述相反趋势背后的机制可能非常复杂,但其中的部分差异很可能能够用1840—1860年发生在北京和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事件来解释。正如上一节所述,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开埠通商等事件,这些事件共同导致了该地区女性非农业就业机会的显著减少。北京女性非农业就业占比的快速上升似乎是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咸丰皇帝 (1850—1861年亲政)与慈禧太后 (1861—1908年垂帘听政)的掌权以及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一系列由清政府主导的改革相伴而行的。北京作为清王朝都城,很可能直接受到这些事件和政策变化的影响。然而,目前在缺乏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在两地区女性就业特点的变化中找到任何明确或更直接的联系。北京女性和男性职业结构估计值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北京女性和长江下游地区女性职业结构估计值之间的鲜明对比,也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

除了三大产业部门层面的长期男女职业结构外,表7-1和表7-2还给出了男女劳动力在子部门层面的具体分析。首先,结果显示,在18世纪,北京已存在门类非常广泛的手工业。这表明,尽管第二产业不是北京男性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部门,但北京仍有能力生产多种制造业产品,而不完全依赖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消费品输入。其次,尽管男性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整个样本时期内保持稳定,但在19世纪下半叶,小商贩和经销商占比显著增加,这表明北京的贸易规模在这一时期可能有所扩大。最后,估计结果还显示,在男性和女性就业人口占比相当大的第三产业中,贸易和运输业完全由男性主导,而服务业与专业技术就业则是女性非农业就业的主要渠道。更具体地说,杂项服务业、餐饮和住宿服务业以及家政服务业是推动女性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上升的主要行业。因此,着重对上述行业进行学术探讨,对于进一步了解北京这个如今有超过2000万人口 (截至202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83.2万人)的主要城市在晚清时期的劳动力生活水平和长期经济变化,似乎尤为重要。

▍重要交通枢纽和通商口岸———天津

北京长期男性和女性职业结构的估计结果对研究黄-济地区长期经济变化非常有益,使我们得以深入理解黄-济地区核心城市的经济变化特点。然而,考虑到北京人口众多、城市空间广阔以及作为国家首都的独特政治地位,它或许无法代表该地区的其他城市。因此,为了对黄-济地区城市经济做出进一步分析,我们需要对其中较小的城市进行研究。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19世纪40年代向西方列强开放通商口岸,对此后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我们探讨中国近代开埠及其经济影响的过程中,了解通商口岸城市在开埠前后的经济变化或许至关重要。

天津市位于黄-济地区,是黄-济和华北地区较早被指定为通商口岸的几个城市之一 (1860年)。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天津已成为该地区的核心城市,是重要的海港城市,也是京杭大运河通往北京的最后经停站。相比北京,天津的规模要小得多,因此对于进一步研究黄-济地区的城市经济来说,天津或许尤为合适。根据对天津市1741—1898年的全部《刑科题本》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天津长期职业结构的估计情况 (见图7-3)。遗憾的是,由于女性样本数量(N=22)太小,我们无法估计女性职业结构,因此图中只展示了男性职业结构。

如图7- 3所示,与北京相比,天津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略高,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相似,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稍低。这表明:在城市经济的非农产业发展方面,天津比北京落后,但差距不大。然而,从长期来看,天津职业结构的变化幅度远大于北京。1741—1799年,天津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缓慢下降了约10%,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迅速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缓慢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1800—1840年,天津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迅速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迅速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相对稳定。1840年后期,天津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比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尽管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但这也足以表明,天津市在1734—1799年经历了一个以第二产业快速增长为特征的经济迅速增长阶段;随后在1800—1861年经历了经济衰退阶段,以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下降为突出表现;在1860年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后,天津又经历了以第三产业增长为特征的经济扩张阶段。

在子部门层面,最明显的特征是:商人的占比从1800—1860年的平均21.8%大幅上升到1861—1898年的31.5% (见表7-3)。这一变化的时间几乎与天津在1860年后成为通商口岸相吻合。因此,商业就业机会的增长显然是通商口岸开放的直接结果。如能找到更多其他来源的证据,则有助于佐证这一初步发现。除贸易之外,这一时期运输行业的就业人口占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海上运输从1800—1860年的5.4%骤降至1861—1898年的2.1%。倘若我们将这一结论与1851—1898年长江下游地区职业结构中海运业的消失相联系,就不难发现,似乎在外国船只进入通商口岸后,本土海运业出现了严重的萎缩。此外,与长江下游地区一样,这一时期天津的内河航运业就业人口占比也有所上升,不过它在天津的规模要比长江下游地区大得多。对于此种变化,可能的解释是:太平天国运动摧毁了长江下游地区现有的运河系统,内河航运系统的重建需要数年时间;而天津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拥有充足的天然河流和季节性湖泊网络,其内河航运系统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内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1861—1898年,由于开埠通商,其内河航运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第二产业中,可以发现:天津制鞋业劳动力就业占比在1800—1860年从0.5%上升到1861—1898年的6.4%,该产业也成为天津19世纪末最大的产业。同一时期北京的制鞋业也出现了相同的变化趋势,但规模要小得多 (见表7-1)。目前来看,天津制鞋业快速增长的原因尚不明确。虽然我们不否认外国机器设备 (如缝纫机等)进口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其准确的背后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总体而言,天津和北京虽然只相距100多公里,但在18—19世纪,二者长期职业结构差异显著。这种鲜明对比揭示了不同城市经济之间可能存在高度多样性,以及城市政治角色、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和对外贸易如何塑造晚清中国城市经济并影响其发展趋势。城市经济构成了区域和国家经济的核心,这对准确理解中国晚清经济发展不可或缺。遗憾的是,除一些关于上海的研究外,城市经济研究领域目前缺乏实证数据。然而,正如本章讨论的两个案例,《刑科题本》或许可以凭借其可靠度较高的丰富的个体数据,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经济提供一个全新的、更全面的实证来源。本书目前的研究发现,晚清中国的主要地区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最高的是黄济地区,因而该地区 (也许还有长江下游地区)最有可能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城市经济的理想样本地区,这也是笔者未来对晚清中国职业结构深入探索的方向之一。

《中国18-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与大分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25-5

ISBN：978-7-300-34069-2

【内容简介】

“大分流”是经济史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的核心难题，也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及规律的重要方向。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长期经济绩效问题一直是“大分流”争论的焦点。然而，由于国际比较史实证基础（如史料、数据）严重不足和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主要限于国民经济统计、实际工资与生活水准的研究），现有研究往往陷入西方中心论或静态史观，未能全面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本书从数据与研究范式的重大改进入手，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数据方面，利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资料——刑科题本（Xingke Tiben）。这些资料包含了1734年至1898年中国所有凶杀案件的审判记录，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详尽的数据集，填补了以往研究在数据实证基础上的空白，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通过构建系统的比较史数据库，本书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其他经济体的长期工业化过程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细致的视角。

【作者简介】

杨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届ESH（经济社会历史）实验班学术主任。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经济史专业及剑桥大学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所。曾获2019年经济史学会（EHS）年度新人奖、2022年国际经济史学会/世界经济史大会（IEHA/WEHC）“最佳博士论文”奖、2023年经济史学会（EHS）T.S. 阿什顿奖，是首位获得三项奖项的中国青年经济史学者。202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目录】

第一章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争论、难题与实证挑战 / 1

1.1 从李约瑟之谜到大分流:研究进展与现存实证挑战 / 2

1.2 实证挑战 / 37

1.3 夯实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和全球比较史研究的

实证基础 / 41

第二章《刑科题本》作为人口职业数据来源的潜在价值 / 43

2.1 潜在的职业数据来源 / 43

2.2 以司法记录作为经济史数据的先例及其局限性 / 48

2.3 作为晚清重要职业数据来源的《刑科题本》 / 55

2.4 抽样、数据采集和数据库构建 / 75

2.5 《刑科题本》数据集概述 /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