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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别黑土

考试后的日子里，我还是照样和战友们一起下地干活、读书学习、站岗放哨，直到有一天全连“晚点名”时，连长宣布我即将离开连队，要上大学了。连长还说：“你们谁能像小许这样肯吃苦、努力工作，就是下一位大学生。不想上，我们也要推荐你去。”

我离开连队的前一天夜晚，连长、司务长和宿舍隔壁的一位老职工邀请我到连部，为我壮行。大家吃着简简单单的饭菜，拿着搪瓷缸子对饮黑龙江特产烈性果酒，最后都有点喝醉了，七倒八歪睡在了炕上。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环顾四周，发现他们几位都出工去了，心里不禁有些伤感。

我收拾好行装，把大部分物资（羊皮帽、大头鞋，未曾用过的毛巾、牙膏等）都留给了老职工，在4月底我19岁生日前一天离开了工程连，和本团另外两位被录取的战友（他们是去学俄语）坐上汽车连的战友开的“解放牌”大卡车，先到密山县，再坐火车到哈尔滨集合。

1972年4月底，作者许幼嵘离开兵团前摄于密山火车站。图源：作者提供

火车到了哈尔滨，有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时说，有关领导要和大家见面。在哈尔滨某宾馆坐镇招生并和我们谈话的，是用人单位的行政处处长。他对从各团选拔准备入学的兵团战士们说：“你们中有的人没上过高中，就直接上大学，属于‘笨鸟先飞’，要‘以勤补拙’。”这八个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终生难忘。

实际上，1967年下半年，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初高中已逐步开学。据北京的50后告知，北京的中学早在1967年上半年就开学了，当时统称“复课闹革命”。到了1970年，军队院校和部分大学最先招生，1972年全国各大专院校相继全面招生。

我们这些屯垦戍边的兵团知青陆陆续续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不在少数。一些原来就读上海和北京外语附中的知青以及一些特招的小学生还被直接送出国公费留学（延伸阅读：《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法学生》），还有全国各地以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不少知青经招工招干，进入国企、央企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延伸阅读：《外交部的一代知青》）。

校园苦读

我们班“十八勇士”全部来自工农兵基层单位，也全部出身于工农或干部家庭。先说班委会干部小周，他家是三代产业工人，住在上海普陀区工人新村，之前在粮食局所属工厂当工人。班长小李原本是上海外语附中的，下乡几年后回来继续学外语，大学一年级课程对他来说相当轻松。兵团战友女同学小周任副班长，她特别淳朴，很关心同学。另外一名班干部小盛（后来曾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副院长）来自江苏农村，有很强的斗争精神。生活委员小袁来自山西农村，热心助人，深受大家信任和欢迎。文娱委员小耿来自部队，能歌善舞。半年后来了两位插班生，也来自外语附中，据说属于中央某部的特招生。

全年级一共11个班，每班约20人。4个班设一个团支部。当年凡事依靠组织，鼓励大家彼此谈心、互帮互助。

过了两年，学校来了一批直接从高中录取的大一新生。当时这事闹得很大，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班里有些同学呼吁把这批人都给退回去，说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大学招生原则。但后来听说是上海市革委会领导点了头的，允许特殊专业直接招收高中生，外语人才要从小培养。怎么办？那就让他们先去上外在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吧！待上一年再说，去干校学习、劳动并了解社会。提出异议的工农兵学员这才作罢。

记得是1972年5月2号开学，3年零3个月毕业后，直接进入招生单位工作。学制缩短后，学习进度相当紧张，我们把一天当两天用，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课程包括英语精读、泛读、听力、语法、写作、中英对译、比较文学以及第二外语——法语。中文课程包括学习基本的汉语知识、古代现代文学史以及经典阅读和讨论中外文学名著，如《红楼梦》《水浒》《简·爱》《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多夫》等。没想到第一堂汉语及文学课就是考试，等于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后来才知，老师是为了迅速摸清大家的经典常识、写作能力以及语言基本功。还好，我因得益于在团部通讯员班的集训，考试的成绩还不错。

老师帮我们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我是组长。我每月去一次图书馆书库，借出一大批书，带回来再借给同学们阅读。其中不少暂不外借的书籍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阅读的。

读文学作品时，老师要求我们带着学习与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作品。当年还传达了毛主席要求高级干部（如许世友将军等）阅读《红楼梦》的讲话精神。我们小组讨论了宝玉反对科举制度、拒绝为仕途读书的核心观点。我们还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顺便阅读了《论语》等孔孟老庄书籍，了解了儒释道等等学说在历史上的作用。

同学们在专业学习上都非常用功努力，起早贪黑，很能吃苦，学习目的非常明确——“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因此自学能力也比较强。

每天下午3点半到4点半，班里都组织体育活动，例如打篮球、打排球，增强大家的体质，因此也深受大家欢迎。

同学之间的关系融洽，彼此同窗三年多，一起度过了意气风发、热火朝天的大学时代。至今，我对大学生活依然十分留恋。每天早起先跑步、背单词，然后去吃早餐。上外食堂师傅和蔼可亲，饭菜美味经济实惠（发放津贴、免费住宿等福利待遇，容笔者在后文道来）。

我们的老师英语水平很高，他们大都经历过旧上海的风雨沧桑。教我们一年级的李老师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担任我们二年级班主任的张老师是语法专家。另一位张老师教我们三年级，他多才多艺，曾在旧上海的工部局乐队担任银笛演奏员。老师们治学严谨，而且态度诚恳热情。他们除了在教学方法上动足了脑筋，晚上还辅导同学复习功课。老师们对教学投入了极大的热忱。那时的政策是工农兵“上、管、改”大学，即我们这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同学在学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的领导下，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过了不久，军宣队先行撤离学校。英语系党总支书记是工宣队的赵师傅，他以身作则，秉公办事，对学生真心诚意地关心，对老师有严格的要求。后来，他转到上海瑞金医院担任了党委副书记。

用当年的叙事来形容，上外的这些老师们都是“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他们能教我们首批工农兵学员，等于是通过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审查，重登讲台的。至于后来他们怎么评论这段历史，则不得而知。但当时看得出他们的确十分尽职尽力，包括在“开门办学”与我们再度与工农兵相结合期间。

- 未完待续 -

作者 | 许幼嵘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察-看天下（外交官说事儿）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