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中兴的擎天柱《张居正》
——在“玉娘”曲谱中的张江陵十年变法
2026-06-12
黄昏前后，开始读长篇小说《张居正》。
这是2005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获奖作品之一，作者熊召政。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北京第一版、2025年4月北京第24次印刷，定价138元（全4册）。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一代名相。年幼既天资聪慧，经科举很早就进入翰林院并成为庶吉士。小说开始于已进入内阁至少四年，时年48岁的湖北江陵人张居正，在隆庆帝师、河南南阳人高拱主持的内阁担任次辅。此时登上帝位六年、风流成性的隆庆皇帝因滥交身患性病并继续服用春药而命悬一系，即将改朝换代之际。
第一卷 《木兰歌》
明朝的中后期皇帝，在个人行为上多少都有些令现代人感到十分不解的奇特与荒谬之处，如有建立“豹房”的、喜欢在宫内做木匠活的，还有这位喜欢逛类似昔日北京“八大胡同”的隆庆帝、他那位三十年不上朝的儿子，只干了一个来月就驾崩的孙子，……
在“家天下”政治体制下的华夏封建时代，作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如果不能多少约束自身某些怪异的个人癖好，无疑将会对国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乃至酿成朝纲失序、朝政崩坏，以致最终王朝终结的。然而，在封建帝制下，这却是任何臣子都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也因此，渴望明君，成为天下士人的夙愿、无尽的期冀。
高拱与张居正的首次正面冲突，发生于对平定帝国南疆广西宁远府僚民暴乱不力，是否应该及时更换两广总督李延的人事任免事项上。李总督以实有剿“”匪官军三万人却以五万兵员造册上报朝廷，数年侵吞国家军费上百万两白银。并且，这样的边“匪”却越“剿”越多，边乱经年不得平息，这使早已入不敷出的大明财政造成了更大的困窘。
当然，这笔脏款也不是他一个人所能独吞的。仅为顺利获得这笔巨额财政拨款，就形成了上至北京（顺天府）中央政府，下至整个朝廷军政后勤系统的无形“分脏链”。
这是封建官僚腐败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最大政治弊端之一。从中反映出的核心问题，就是主政者和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各级行政官吏所追求的，究竟是为了贪图个人享受而贪赃枉法，还是真正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青年时代即意气风发的张居正就属于后者。
因此，这类官场权力斗争的性质，在皇帝与文官系统之间的固有矛盾之外，更多可能就是文官系统内部各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是务实与清流，实干的循吏与夸夸其谈的传统士大夫之间集中体现在表面上的权力争斗，实则于执政方向上思想意识分歧的各种具体冲突。
其中，在中央的权力斗争中，外朝与内廷的矛盾是决定性的。即代表皇帝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的各级文官系统及其最高代表，由在政府主办的乡试（省）、会试（吏部）、殿试（皇宫）三级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最终成功夺魁的大学士组成的内阁，与为了牢固控制最高统治权，防止皇权旁落，主要通过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实行特务政治，控制大员政要的内廷宦官系统的矛盾冲突。而这个矛盾本身就是明朝皇帝人为制造的，也是皇权政治的必然产物。
因此，随后张居正与冯保的联盟，有效保证了万历朝前十年中央政治的稳定与决策执行系统的流畅，这是张居正改革的政治权力基础。
新帝即位仅六天，为何首辅高拱就被万历帝生母李贵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出内阁，并极速开籍回乡、撵出京师？
根源可能就是此时朝廷的核心矛盾在于以十岁年幼皇帝之名，实际掌握了中央决策权的李贵妃，在先帝殡天之后，深感高拱此时“八岁皇帝怎么治天下”这般言行带来的直接威胁。而她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万历皇帝的“大伴”、新上任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和内阁中既有才华又与之暗中密切配合的次辅张居正的全力支持。
此时高拱所犯的最大错误，可能就在于自恃是隆庆帝的老师，为巩固自己的权威而联合六科给事中（言官）集团，以《陈五事疏》并大登闻鼓的形式，要从内廷收回事权（行政管理权）而形成的尖锐矛盾，这给真正掌握明帝国最高权力的李贵妃造成了直接心理威胁。
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高大学士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是，尽管他无限忠于皇帝，但却并没有让年幼皇帝的生母感到他的这种真心。正是这一自以为是的座主与门生的“朋党”行为，最终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任何读书人都不要忘了，皇权才是决定他们这些文臣政治生命的决定性因素，而皇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可以决定他们的最终命运！
第二卷 《水龙吟》
年幼的万历帝登基之时，尚未到弱冠之年，处在上学与习政阶段，最重要的决策都是由他的母帝，原来的李贵妃，现在加封后的“仁圣皇太后”全权代为行使的。
此时，新成为阁揆的张居正首先面临两个难题。
一个是如何应对李太后身边得宠太监邱得用（乾清宫管事牌子）的外甥，在储济仓杀害正在履行职责的四品大使王崧所引发的官场震荡，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与代表皇权的李太后的关系。其中的核心命题就是必须首先旗帜鲜明地维护皇权，这就必然涉及到如何对待那些以当朝皇帝的外公、国丈武清伯李伟为代表，身无寸功、本性贪婪、鼠目寸光、行为嚣张，很难得以制衡的这些“勋爵贵胄、士绅戚畹、纨绔膏粱”皇亲国戚，在官场上处理好与这些人的关系。
一个是在国家财政极度困乏情况下，两京官员的月俸银（工资）因太仓已无库存现银，只得用库藏实物胡椒、苏木（染料）折俸发放，引发了礼部仪制司六品主事童立本，因家庭贫困，已陷入饥饿长达两旬，看不到生活出路，并遭受顺天府商人心理蔑视而自杀的恶性案件。这很可能成为京官借以抵制以是否“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进邪四种劣迹”为标准，即将开始的“京察”的有力藉口。
如果无法及时走出当政府前的财政困境，张居正的新任首辅位置是坐不稳的！所幸他此时得到了当朝资历深厚、对时政多有见解的前辈同道吕调阳、杨博、葛守礼的理解和同年户部尚书王国光、刑部尚书王之诰伸出的援手。那么，破题之道在何处呢？
当时，张居正选择解决明代两百多年来因积弊太多而过大国家财政困难的突破口，一是对皇帝颁授给皇亲国戚的赐田（子粒田）直接征税，税率是当年收入的三成，并得到了头脑清醒的李太后的坚定支持。二是改变对全国最重要税源地，如扬州、通州、荆州等税关的行政管理体制，即将这些重要税关改由户部派员进驻地方直接征收，并将税关御史官衔提高到与当地府州官衙主官地位相等的四品。
前者，因之直接得罪了国丈李伟、陈国公朱席忠、定西侯蒋佑、驸马都尉许从成为代表的皇亲国戚；后者触动了地方豪强和与之勾结的地方官吏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张居正去世不久，在万历十年就被他的那位年轻的皇帝学生清算、酿成家族悲剧的上层政治土壤。
第三卷 《金缕曲》
为巴结当朝国丈李伟，时任蓟辽总督的朝廷干吏王崇古，将当年20万套北疆戌边部队的棉衣交由其操办。然后，李伟并没有出一分钱却通过“邵大侠”手持“张先生”的引荐信，利用胡自荐的两淮盐运使公署开出的官方“盐引”所赚的20万两白银中直接得到贿款10万。更为恶劣的是，邵本人再用三万两为小妾在扬州购房后的余款，定制了一批劣质棉衣送往边关，致使蓟镇总兵戚继光部19位戍边官兵冻死在长城边防前线的战位上。
戚总兵的当廷上奏，深深震撼了小皇帝和满朝文武！
由此，李伟还被迫演出了一出“自杀”的闹剧。作为体制最大受益者的这些皇亲国戚，如种卑劣做法，不但动摇了国本，更是万历新政推行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并像野草一样无止境地蔓延与泛滥。
李伟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能这样做，并且，几近畅通无阻？这既是一般人的本性使然，更是体制必然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果。这首先是由封建体制的本质所决定，谁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如张居正这样有追求、有作为、有魄力的执政者，也只能多少加以“抑制”，在根本上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在之后风雨飘渺的崇祯帝执政末期，周皇后拿出五千两白银交由其父让其作为捐款。皇帝的岳父却从中抽走了三千两中饱私囊——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这些人的本性吗？
曾促成高拱复出的这位邵大侠，也随之在扬州漕运总督府被秘密处决。不过邵死前的表现还是颇具古侠义之风，令人感慨万千！而张居正金屋藏娇的宠妾玉娘，也因之离开“山翁听雨楼”园林中的“”积香庐出走他乡。
“夺情之争”的本质是什么？
在以“孝”治天下作为官吏基本道德行为规范的明朝体制中，父母去逝后，官员因此“丁忧”而退职还乡27个月的“守制”制度，已经承袭了两百多年。因这时太后与小皇帝的政治需要而令张居正“夺情”一事在朝中议论纷纷，最后酿成“廷仗”风波的根源，就在于面对明朝“祖制”，此时朝野中那些当朝任官尤其是其中的言官，在对于所谓“国本”（天理纲常）及万历新政本质的认识上存在根本分歧。为此，当科取士的座主张居正与其隆庆门生刘台、吴中行甚至出现了尖锐的冲突，在政治上彻底决裂！
并且，当父子已经分别19年的张父张文明在江陵去世时，恰万历财政改革，尤其是清田政策推行的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万历帝尚未成年亲政，离不开张先生的辅弼。
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太后和皇帝坚决让张“夺情”继续辅政，而传统习惯性思维下的那些清议官吏却自以为占据了道德优势，包括为张居正所信任的“天官冢宰”吏部尚书张瀚，这就是吴中行等五位言官被执行廷仗的夺情之争发生的根源。
迂腐误事、清流误国，自古久矣！
第四卷 《火凤凰》
经过了张居正七八年卓有成效的励精图治，万历朝气象更新。
朝廷官僚机构的运行效率有了相当的提高，出现了一批忠于职守、开拓进取的国家干城与能吏；在戚继光和李梁成的主持指挥下，漠北蒙古对国家北部边境的威胁得以明显削弱，九边得以安定下来；河道治理走上了正轨，漕运变得通畅起来，百姓生活得以改善；太仓也变得充裕起来，白银积累盈余已超过1000万两，漕米库存已足以支撑京师官吏与北方军队十多年的开支。
随之首辅的个人行为，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谨慎起来。
在“夺情”之后回家葬父途中，官轿有16抬变成了32抬，奉献这座巨型官轿的保定知府钱普，不久即得以左迁至中央御史台长官。这说明张居正此时在用人上，也开始遁入了喜欢阿谀奉承，过去那种腐败做法的传统窠臼。由此，就必然出现或恢复某些新旧政治弊端，尤其是在对官员的精神要求和任用规范的选择性执行上。
这种意识上的转变，最根本的可能就在于张居正在个人利弊权衡上出现的患得患失。在开拓新政时，励精图治，殚精竭虑；局面大为改观之后就开始贪图个人享受了。当然，我们不必去苛求封建时代高级官吏做官的某些本性！只要利国利民，个人享受一点，如接受戚继光进奉的胡女，只要不过分，也都是可以理解，更是可以接受的。
而这种行为本身，也给了在变法中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那些政治对立面，以明显授人以柄的口实！
为什么在张居正病逝后，亲政不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很快就急不可待地对对自己的老师、辅佐自己整整十年的元辅进行了政治清算，并且做得如此绝情？其中，小皇帝的个性因素不可忽视。
在陈太后鼎力支持下，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新法的同时，作为“九五之尊”的这位八岁登基小皇帝，却深深感到自己受到了来自内阁首辅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即内外两相的“压抑”。亲政之后，失去任何外界约束，其跋扈与花钱如流水的性格一旦有机会得以释放，这种情绪的反弹力度，可能是其昔日自感压抑程度的许多倍。
但，这并不是根源！
那么，从重新任用海瑞等清流，起复因夺情而受到处罚的众多官员，在以张四维为首的这批新朝官员的具体操作下，进行这种变本加厉政治清算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这不能不是封建集权体制下皇帝个人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必然结果。
如果皇帝的个性再强悍一些，表现得就更为充分乃至刻薄一些。
这就是封建专制必然为现代政治制度所替代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权利不能只属于个人而应该属于人民，当然，这里的人民的意志是需要通过一大批人来代表的。于是，时代可能就将周而复始地进入了一个新的螺旋标段。
法国大革命是如此，辛亥革命也同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个人认为，作者以“金瓶梅”式的笔法，试图全方位刻画并描述对于大明王朝兴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张居正这位一代名臣，于国家管理的角度而言，并不是成功的。
其中核心的理由，就是在小说中对于张居正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有关强化吏治的“考成法”、改善税制的“一条鞭法”，尤其是致“误君”导致明朝最终崩溃，此时已经盛行于民间并严重冲击当时朝政，有关循吏与清流两种政治意识与行为流派冲突的理解与描写，都是零散的不充分的。从现在这个文本来看，也只能用蜻蜓点水予以形容。
当然，通过小说对当时的社会风貌做一个广泛的侧写是必要的。然而，立足点是放在制度运行，还是社会风俗上，重点必须清楚！从这部小说四卷的卷名，均采自书中那位名曰“玉娘”歌女的弹唱曲名儿来看，作者的选择已经非常清楚了。
不过，小说对于张居正变法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即来自那些皇亲勋贵，出自狭隘个人利益而不是朝廷即国家利益出发，不断制造诱发的种种社会事件，栩栩如生、入木三分的刻画却是非常成功的。从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国丈李伟、国舅李高、冯保外甥等人的丑陋嘴脸，进而对于封建制度本身必然形成的结构性缺陷所必然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初稿写于2026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