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9日,美国与沙特战机联手越境,对伊拉克境内多处人民动员组织据点发动空袭,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随即发表声明,直斥这是“不可接受的侵略”,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践踏,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

事件一出,舆论场分裂成两种声音:一方痛斥美沙霸道,无视主权国家边界,想打谁就打谁;另一方则反问,伊拉克境内的武装不受政府管控,频频从本土发射无人机袭击邻国,引来报复本就不冤。

但顺着这件事往深处看,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从伊拉克到黎巴嫩,从也门到阿富汗,横跨西亚、中亚、南亚的广阔地带,为什么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不受中央完全掌控的武装力量?域外大国为何总能在这里找到代理人,轻易把他国领土变成博弈战场?

这从来不是单一的“外敌操纵”就能解释的困局。外力永远只是推手,内部的涣散,才是百年动荡最深的病根。

同样是“境内武装”,三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格局

很多人谈论中东武装,习惯笼统贴上“民兵”“反政府武装”的标签。可实际上,它们与本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天差地别,也直接决定了面对外敌空袭时,各国政府截然不同的反应。

第一种,是体系内的博弈:伊拉克政府与人民动员组织。

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微妙的地方——遭轰炸的人民动员组织,不是什么非法反政府武装,而是伊拉克议会立法认可、纳入国家武装序列、由财政发放军饷的正式准军事力量。当年ISIS横扫伊拉克北部,正规军一溃千里,正是什叶派民兵奋起抵抗,保住了巴格达政权。

法理上它属于国家,现实中它内部派系林立,亲伊朗分支不听中央调遣,甚至私自跨境袭击美军与沙特目标。于是就出现了荒诞的局面:外国轰炸本国法定武装,政府必须站出来维护主权、强烈抗议;可转头又不得不约束武装,避免引来更大规模的报复。

伊拉克政府两头为难,恰恰因为这是“一家人的内部矛盾”。外敌面前,主权底线必须守。

第二种,是一国两权的微妙平衡:黎巴嫩政府与真主党。

和伊拉克不同,真主党从始至终都没有被编入黎巴嫩国防军。它是政党,也是独立武装,在南部黎以边境自成体系,拥有远超过政府军的导弹与作战力量。

以色列越境打击真主党时,黎巴嫩政府一定会外交谴责、声援本国领土完整,但国内基督徒、逊尼派派系的心态极其复杂——武装不受政府指挥,冲突的代价却要整个国家承担。表面是统一政府对外,实则两套权力并行,共同的敌人以色列是维持平衡的压舱石,一旦外部威胁降温,内部关于武装去留的矛盾立刻就会浮出水面。

第三种,是曾经的双政权血战:也门胡塞武装与亚丁政府。

这是最极端的形态: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国家唯一合法政权,各自控制大片领土,背后的域外盟友互为对手。胡塞武装的敌人沙特,恰恰是也门亚丁政府的靠山。不存在共存的默契,停火永远只是暂时打不动的喘息,一旦实力失衡,立刻就是全面内战。

百年裂痕:殖民者埋下的雷,大国博弈持续浇灌

为什么这片土地会滋生出如此多游离于中央之外的武装?第一层答案,写在一百年前的殖民地图上。

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英法殖民者坐在巴黎的会议室里,用直尺在地图上划出了现代中东、中亚的国界。他们很少顾及部落分布、族群聚居、教派范围,只为了瓜分势力范围,硬生生把同一个民族切成好几块,把矛盾深重的教派、部落塞进同一个国家。

库尔德人被拆分进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普什图人被杜兰线分隔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两侧;俾路支人分属巴基斯坦与伊朗。这些跨境民族的传统认同是部落与部族,对远在首都的中央政府本就没有归属感,一旦资源分配不公、治理出现真空,拉起武装对抗中央几乎是必然选择。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历史根源,常被忽略。奥斯曼帝国时期推行“米勒特”制度,各族群、各教派高度自治,以宗教和部落为纽带自我管理。大部分民众的国家意识本就模糊,帝国解体后强行移植西欧式的民族国家框架,但底层的社会结构依然是部落和教派的。国界是新的,人心是旧的。

如果说殖民历史留下了先天裂痕,那持续百年的大国博弈,就是在不断给裂痕浇灌养分。

美国要掌控石油霸权、围堵伊朗,就会扶持库尔德武装、拉拢逊尼派国家;伊朗要构建抵抗轴心、对抗美以,就会输出力量支持什叶派武装,从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到黎巴嫩真主党,再到也门胡塞武装;土耳其要扩张区域影响力,就扶持叙利亚反对派、打击库尔德武装;沙特要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就联手海湾国家打压伊朗代理人。

没有任何一方希望这片土地出现高度统一的强权。一个碎片化、相互制衡的中东,才最符合各大势力的利益。只要内部有缝隙,外部力量就能轻易找到代理人,用最低的成本撬动地缘格局。

但我们必须说清楚:外力可以煽风点火,却无法凭空制造矛盾。所有外部操纵能够生效的前提,都是内部先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裂。

真正的病根:国家认同的缺失,与被政治化的教派矛盾

很多人把这一切归因为宗教,认为伊斯兰教天然容易滋生分裂与极端。这是典型的片面结论。

放眼历史,基督教世界同样经历过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大分裂,同样爆发过绵延百年的宗教战争,新教与天主教的厮杀烈度丝毫不逊于今日的教派冲突。区别在于,欧洲用数百年的战争与革命,完成了政教分离与民族国家构建,逐步用国家认同取代了宗教认同;而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整合进程,被殖民入侵硬生生打断,传统的部落结构、教派体系被完整保留下来,叠加人为划定的国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更关键的现实是:今天绝大多数的教派对立,本质上早已不是神学分歧,而是政治与利益的争夺。

在大多数中东国家的基层社会,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普通民众,可以和平共处、通婚往来;但掌权者可以刻意放大教派差异,把权力与资源的争夺包装成神意的对决,用宗教叙事动员民众。沙特与伊朗的区域争霸,打出来的是教派对立的旗号,底层争夺的是石油话语权、区域领导权;各路武装高举宗教旗帜,最终要争取的还是地盘、资源与统治权。

宗教从来不是分裂的根源,它只是成本最低的动员工具。

比教派分裂更致命的,是国家认同的普遍薄弱。

在这片土地上,很多人心中的排序是:部落认同优先于教派认同,教派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中央政府的政令走出首都圈就大幅衰减,偏远山区、边境地带长期处于治理真空,资源分配失衡、公共服务缺失,民众对中央没有归属感,自然会转向部落与宗教寻求庇护。

再加上山地、荒漠的复杂地形,政府军很难彻底清剿游击武装,最终就形成了“中央管不了、地方坐不大、外部势力持续输血”的死循环。

破局的关键,永远在内不在外

我们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放在区域格局里同样适用。

外界总在谴责域外大国干涉、霸权主义横行,可如果不是内部派系林立、彼此提防,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主动引外部势力入局,外人又怎么能轻易把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变成博弈战场?

同样遭受过殖民侵略,同样面临过大国围堵,东亚文明圈能够历经磨难重新整合,靠的正是延续数千年的大一统共识与强大的内部凝聚力。而西亚中亚这片土地,恰恰缺少这样跨越教派、跨越部落的统一纽带。

回到这次美沙空袭事件本身,它从来不是一起孤立的军事冲突。它是伊拉克困局的缩影,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百年困境的一次集中爆发。

伊拉克政府的抗议喊得再响,也改变不了境内武装半独立的现实;美沙的空袭就算再精准,也消灭不了代理人武装生存的土壤。只要国界的裂痕还在,只要部落与教派的认同仍优先于国家,只要域外大国还能找到可乘之机,这样的跨境打击、这样的主权被践踏,就会一再上演。

外力永远是催化剂,不是病根。

一个文明圈想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向内求团结,向外谋自主。做不到内部弥合,就永远逃不出分而治之的宿命。

康乔 2026年7月31日 写于威海